警方正在整理3·31大案中缴获的部分黑枪。湘西州公安局供图
这是一支黑枪,产自贵州松桃——中国第二大黑枪基地。
枪管用的是外地“淘来”的7.62毫米钢管,枪套、弹夹用油桶铁皮经过磨砂、焊接“手工”制成……“除了膛线造不出来,其余与真枪没有什么区别。”
都算下来,这支黑枪的成本不到200元。可一进黑市,它的价格顿时扶摇直上,造枪者卖给上线是1000元,此后每次倒手都会加价500元-600元,到买家手里已是4000元,质量好的长枪的价格能翻百余倍。黑枪暴利带来的“致富效应”,让许多人铤而走险……
2008年3月,一封举报信拉开了湖南湘西州“剿枪战役”的大幕。2009年4月,警方调查一年多后收网,震惊全国的“湖南湘西州3·31制贩枪支案”告破。警方抓获了湖南、贵州、广东、广西4省区558名涉案人员,缴获枪支201支。
学枪
贵州农民龙安银无师自通,购买黑枪回家研究10天后,造出生平第一把枪。
造枪难不难?
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龙安银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不难。
1967年生人的龙安银是贵州铜仁市松桃县人。
松桃县是仅次于青海化隆县的中国第二大黑枪基地,地处黔、湘、渝三省市接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当地苗族老百姓从前以狩猎为生,当地历史上就有造火药枪的传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松桃县部分贫困村民便开始以造枪、贩枪牟利。据报道,1992年至1996年,松桃警方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支,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
负责侦办龙安银案的湘西州凤凰县阿拉镇派出所所长田世军说,龙安银家境贫寒,“穷得连老婆都娶不上”。
为了学习造枪,龙安银拜了个师傅。可师傅还没教会他,便进了监狱。
田世军说,2007年年底,龙安银回家过年时花1000多元买了一支黑枪。回到家里,他把枪拆卸下来,琢磨每一个零部件如何模仿制造。10天后,他经过反复试验,造出了第一把枪,卖了1200元。
“一般造枪者都是向别人学习如何造枪,但是龙安银完全是自己琢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造出了一把枪,这让我们也很惊讶。”田世军说。
造枪
学习前辈,挖地三尺,在地窖内造枪。卖枪时到山里试枪,一枪洞穿碗口粗的树。
从湘西州驱车前往相邻的贵州松桃县大兴镇,有近20公里的曲折山路。进入松桃县境,随处可见在半山腰上的木屋。
龙安银家就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处,记者踩着泥水,爬了近两公里的山路才到达。
这是一座非常破旧的木制平房,房顶的遮雨布已满目疮痍。屋内分卧室和厨房,卧室很简陋,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头床和一张桌子,厨房许久未开火,堆满了物料。
民警说,获得“第一桶金”后,龙安银便扔下农活,每天寻思如何造枪。对于造枪者而言,获取枪支的零部件并不难,买不到就自己加工,困难的是选择造枪窝点。通常来说,造枪窝点有两个要求,第一要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第二要能销声匿迹,不能让外面的人听到造枪发出的噪声。据民警介绍,当地常见的造枪窝点有地窖、蓄水池和山洞。为了掩人耳目,造枪者往往一人造枪,不找帮手,而且窝点上方都有“掩护”。
与“前辈们”一样,龙安银选择了在地窖造枪,而且一挖就是4个,一个在厨房,三个在木屋后山坡上。民警说,在地窖里造枪,外界听不到声音。卖枪时,他们一般选择在偏僻的山里试枪,一枪洞穿碗口粗的树,远处有人听见也只是以为放了个鞭炮。
进入厨房,记者感觉到厨房的地面比卧室略高,颜色亦不同。民警说,为了不让人发现挖地窖,龙安银把挖出的土全部回填在厨房。地窖挖在厨房的角落,上方用木板和稻草覆盖。打开圆形的地窖盖子,可见整个地窖宽不足2米、高约1.5米,除去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椅子,剩余空间仅容一人转身。
民警说,地窖挖完后,龙安银白天睡觉,晚上制造仿六四式手枪。废旧油桶皮重新焊接抛光,变成枪套、弹夹,打磨枪支用砂轮……
一支手枪最关键的部件是枪管。民警称,龙安银经人介绍,从外地买来7.62毫米口径的钢管充当枪管。由于枪管造不出膛线,龙安银的黑枪子弹无法高速旋转射向目标,但它的子弹射出后会翻着跟斗射向目标,杀伤力在近距离内并不弱于真枪。
2009年4月29日,警方捣毁了龙安银的窝点,查获长枪1支、仿六四式手枪子弹7发、半成品枪管24支、半成品弹夹4个,手枪模具、弹簧若干,缴获制枪工具28种767件。
贩枪
贩枪案“一号人物”是“孝子”,两年内贩枪20余支。警方顺藤摸瓜查出庞大的贩枪网络。
龙安银制造的黑枪,有一部分来到了杨必现的手中。
杨必现,1970年生人,身高1.6米。身形矮小的他,在3·31专案名单上有一个“响亮”的代号——“一号人物”。
“杨必现是个孝子。”专案组成员说,杨必现是个农民,因母亲病重花销大,杨必现便放下农活,去吉首看工地赚钱。2007年,一位老乡找到杨必现,说能从广东弄到短枪,让他去找买家,挣提成。“我只想帮朋友忙,没想要好处费。”后来,杨必现找到了买家,得到了第一笔好处费——100元。
“100元对我来说不少了。”杨必现说,找人买枪比工地挣钱快,于是他开始给人介绍“枪活儿”。随着“路数”越来越广,杨必现的“吃价”也越来越高。一次,他贩卖了两支来福枪,从中获利9000元。
杨必现说,在贩枪过程中,他与买家、卖家交流时用的都是黑话,短枪叫“猪脚短”,长枪叫“长的”,砍价时1万叫“1个”。因为买家和卖家都希望通过熟人来交易,所以他们并不认识,也不会见面。每次,杨必现先到卖家那里去看枪,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试枪,然后和卖家完成交易,交易地点一般选在大山里或者隐蔽的隧道里。
尽管杨必现选择的交易地点都很隐蔽,但他还是被警方盯上了。
2008年3月31日,一封举报信寄给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局长周赛保,称杨必现等人贩卖枪支。当地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
湘西州公安局副局长田儒平说,根据杨必现挖出的贩枪网络,和杨必现同一级的贩枪人员有10多人,每名贩枪者的下线又有10多人,枪支要经过5到6次转手才卖给真正的买家。
为了钓大鱼,警方决定暂不抓捕杨必现。对其秘密侦查的同时,专案组5次派民警赴广东、贵州等地,会同当地警方对疑犯实施侦控。
警方将各地信息汇总后发现,杨必现等人自2007年底以来多次从佛山等地购买制式猎枪返回湘西进行贩卖,从贵州铜仁、湘西花垣等地购买仿制手枪到广东和湘西贩卖,两年间杨必现贩枪20余支。
通过杨必现,警方侦查出一个庞大的制贩枪支网络,发现涉枪犯罪线索437条,制枪窝点4处,涉案人员涉及湖南、贵州、广东、广西4省(区)195人次。
2009年4月24日,公安部下达统一行动命令,湘西州将696名警力分为28个组,展开“迅雷”抓捕行动。
田儒平说,抓捕杨必现是首要任务。当日,杨必现因母亲过世回村料理后事。为确认其家庭具体地址,两民警戴上斗笠,假扮夫妻,冒雨以找寻丢失的耕牛为由进入该村进行侦查。
为了让杨必现尽孝,警方在其给母亲办完丧事后,以外地朋友的身份将杨从家中引出,实施抓捕。
此后,各地纷纷行动,该案的“一号人物”至“十号人物”在3天内悉数落网。截至2009年年底,3·31专案组抓获涉案人员558人,缴获枪支201支,捣毁制枪窝点11处。
买枪
湘西采矿业发展迅速催生黑枪泛滥,矿主买枪争夺地盘。一矿主花近百万买枪。
“持续扩大的买方市场,增多了枪支的需求,无形之中开启了枪支泛滥之门。”田儒平说。
湘西地处湖南西北部,与贵州、湖北、重庆交界,特别是与贵州松桃县接壤,成为枪支流入和中转的地区。“因为近年来湘西矿山发展,利益争夺激烈,一些矿主开始买枪护矿,争夺地盘。”田儒平称。
古丈县看守所审讯室里,32岁的董飞始终低着头,表情木然。
民警管董飞叫“枪王”。在本案的涉案人员中,从董飞处缴获的枪支最多,有30支。民警说,这30支枪都是质量最好的“正规枪”,包括一支“苏制AK-47”,“差不多可以武装一个排了。”
董飞是花垣县的一名矿老板,“年景好的时候,矿上一年能挣几千万。”热爱各种户外运动的董飞,有个特别的爱好——收藏枪。董飞说,为了买枪,这些年花了近百万元。董飞说,他从小喜欢打猎,并由此喜欢上了枪。1996年“禁枪令”颁布后,为了摸到枪,他曾报名当兵、考过警校,但均未如愿。随着财富的积累,董飞越来越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在一个名为“打猎论坛”的网站上,董飞买到了第一把短枪。
2008年,网上聊天时,董飞得知一位湖北朋友有一把AK-47,于是他便开车赶到湖北,花5万元买了下来。“买AK-47时,我已经有了很多枪。”董飞说,“我买枪没想过要干什么坏事,觉得不干坏事就不会出事。我把枪都藏在家里,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放两枪过过瘾,或者用来打猎。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办案民警说,除了董飞嗜枪外,不排除他为了解决矿上纷争买枪来震慑。
利益链
黑枪“致富效应”让许多人铤而走险。警方称解决经济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枪患。
“贩枪者多数是冲着暴利去的。”参与侦办3·31大案的湘西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李博说。
李博介绍,以3·31大案为例,大多数枪支都是个人制造的土枪,以仿六四式的居多。了解原理后,制造土枪并不难,只要有电焊机、电钻、砂轮、钢锯、大小钢锉、铁皮、弹簧等工具就能开工,每支枪的成本在200元至400元之间,土枪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价格越贵。
以龙安银的“土枪”为例,成本不到200元,射出几发子弹后就会哑火。但就是这种劣质土枪,第一个枪贩买时1000元左右,此后每个枪贩倒手时都会加价500元-600元,等到黑枪卖到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终端市场上,价格至少是4000元,质量好的能超过万元。而长枪的利润更高,造价1000多元的一支猎枪最多能卖到4万元。因为买枪者多是用来震慑,真正开火的并不多,所以在贩枪的利益链中,二道贩子的利润是最大的。
李博坦陈,近几年,随着警方对枪支打击力度的加大,黑枪很难购买,这也无形中提高了黑枪的价格。
据介绍,3·31枪案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湖南湘西的吉首、花垣、凤凰三县市,贵州的松桃县。松桃、花垣、凤凰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制枪卖枪已成为当地部分农民的致富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忙种田农闲卖枪”的现象。
田世军说,龙安银务农收入每个月最多400元,如果盖一座砖房需要几万元。以务农的收入而言,盖砖房是很奢侈的。然而,他每半个月造一把枪,卖1200元到1500元,一个月造两把就相当于半年的收入。
公安部负责缉枪工作的一位官员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中国最大的黑枪制造地是青海化隆县,黑市中“化隆枪”因杀伤力大、质量好很受“追捧”。那里同样亦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化隆县扶贫办希望通过向每户提供3500元的专项扶贫资金,让农户牧养牛羊、盖蔬菜大棚或者外出开面馆脱贫,但效果并不理想。
“解决贩枪问题,归根到底要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这位官员说。
■ 对话:“有人买枪,才会有人造枪贩枪”
公安部人士谈涉枪犯罪三大新特点:多为自制黑枪、从缅甸走私枪支增多、网络交易打击难度大
近日,公安部治安局枪械管理处副处长何力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涉枪犯罪呈现三大新特点:绝大多数为私造枪支;中越边境走私得到遏制,近期中缅边境走私枪支数量大有超过中越边境的趋势;网络贩卖枪支逐渐增多,双方不见面就可以通过物流和支付宝进行交易,打击难度增大。
五类人群对枪支有需求
新京报:目前中国贩枪的实际情况如何?
何力:从总体来说,国内贩枪形势已呈现很大的下降趋势。举个例子,1996年以前,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可以持有枪支,那时每年的涉枪案有4000多起,1996年颁布了“禁枪令”,除猎民、牧民外,其他公民不可以持有枪支,此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2000年后,基本每年只有100多起。
新京报:警方对贩枪的打击力度非常大,但仍屡禁不止,深层原因是什么?
何力:这说明枪支市场仍有很大需求,有人需要枪,才会有人去造枪贩枪。目前,我国枪支市场的需求人群主要有五部分。
一个是黑恶势力,哪个黑恶势力手中有枪,就会占上风。第二个是地下赌场的看场保镖,地下赌场是非法的,经营需要枪来威慑。第三个是藏区。藏区人民有打猎的习惯,身上有枪是他们的传统喜好。第四个是矿老板。矿区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争好的矿坑口,枪对他们来说也很具有威慑力。第五个是贩毒团伙。
八成黑枪系自制和走私
新京报:现有的持枪犯罪案件中,所使用枪支的来源有哪些渠道?
何力:根据统计,持枪犯罪案件中,国内非法制枪和境外走私进来的枪支占到80%。另外,军工厂和合法配枪部门丢失、被盗的枪支也是一个渠道。
新京报:走私入境的枪支主要来源于哪些国家?
何力:以前很大一部分枪支是从广西的中越边境进来,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常年战争,流入到民间的枪支很多。在中国警方与越南联手打击枪支走私后,2005年后从越南的走私枪案开始下降。近期我们发现,从缅甸入境的枪支开始增多,目前我们正在与缅方沟通联合打击。
新京报:境内非法制枪的区域主要位于哪些地区?
何力:主要还是青海的化隆和贵州的松桃。近年,青海和贵州两地打击制枪案件的力度非常大,但由于历史原因,枪患还不可能完全根除。
化隆和松桃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当地人为了多赚钱不惜铤而走险,制枪牟取暴利。以青海省化隆县一名掌握制枪技术的“工匠”为例,制造一支枪只需要3天时间,成本约200元左右,卖到西宁价格到1000元至5000元,卖到沿海地区抬升到1万多元甚至几万元。
法律应界定“枪管”制造
新京报:目前流落到民间的枪支仍不在少数。这个数字,公安部有过预期吗?
何力:从1996年到现在,警方收缴的枪支已达500多万支。从枪支制造和收缴数量推测,现在可能仍有不少枪支流落在民间。
新京报:目前警方在枪支管理上的难点是什么?
何力:一个是需求上如何控制。现在的枪支制贩链条已经呈现出订单式加工的新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呈现增长态势。第二个是在物流环节,我们发现很多枪支贩运都是走物流公司快递的渠道。不法分子把枪支伪装成各种形状的物品,物流公司在快递时不会开箱验货,造成枪支很快捷地流通。警方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快递货物进行检查。第三个是在与枪管规格相同的产品的管理上。
我举个例子,短枪的其他零部件可以自制,但枪管一般都需要从外面购买,尤其是7.62毫米的枪管。7.62毫米、没有膛线的无缝钢管是不允许普通企业制造的,但有个别企业仍在制造,流入市场后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加工成枪管。这个规格的钢管在任何机械的部件都用不上,在查案中,我们发现个别企业专门制造它。由于这些管子没有膛线,按照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枪管。我们明知道它可能是用于造枪,但却无法查办。
新京报:这些难点如何解决?
何力:我想枪支管理还是需要法律予以更大的支持,比如说在物流环节以及7.62毫米管子的管理上能否进行一定的界定,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新京报 本报记者 邢世伟 湖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