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收入经济体组别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组别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创意产出支柱方面的差距。

一项由国际组织发布的调查显示，在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指数）中，中国成为了第一个跻身全球25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这个组别通常由位于西欧、北美的高收入经济体组成。

不仅如此，在此前一直有所争议的创新质量领域，中国的排名升至第7位，缩小了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

与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相比，只有中国明显地缩小了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研产出、投入方面的差距。

科技部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是资源型国家，印度由于底子薄弱，需要兼顾基础设施投资，无法全力投入科技创新。中国在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创新的愿望最强烈，而且政治经济平稳，对科研经费、人才投入比较大，一度以年均20%以上的增速上升。

中国201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占GDP比重2.1%。根据今年8月8日公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要新增约0.1个百分点的科研投入。”赵刚说。

中国位居全球创新第二阵营

从GII指数排名来看，中国2016年度在全球创新的地位，低于西欧、北美发达经济体，不及东亚的韩国、日本，但领先于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

GII指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于8月15日联合发布。

其显示，以瑞士、瑞典和英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是全球创新的第一阵营，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地区。国际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排在第4位，德国排在第10位。

中国在GII指数在金融危机后逐渐上升。排名一度从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第29位滑落至2009-2010年度的第43位，此后逐年上升，到2016年度，排名上升到第25位，成为唯一进入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以东亚、东南亚经济体来看，中国内地排在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日本之后，远超其他区域经济体。2016年度，只有新加坡进入GII指数前10名；中国香港在2014年时仍居于第10位，到2016年度已滑落至第14位；韩国、日本在2016年分别位居第11、第16位。

以中等收入经济体来看，排在中国之后的为马来西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哥斯达黎加等国，分别为第35、第38、第42、第45名。

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排名更为靠后，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分别排在第43、第54、第66、第69名。

高水平的创新质量仍是发达经济体领先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中国是唯一一个创新质量不亚于领先者的中等收入国家。

按照创新效率比的指标来看，中国是效率比排名中唯一位居前十位的中高收入经济体，排名第7位，超过了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显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科技创新领域全力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度。

创新排名的上升来自于高投入。在研发投入上，中国对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

以2014年的可比数据观察，研发投入超过1千亿美元的经济体只有三个，美国、中国、日本的研发投入分别为4326亿美元、3446亿美元、1592亿美元，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2%、3.6%。

德国、韩国研发投入紧随其后，分别为996亿美元、72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4.3%。研发支出占GDP最高的国家为韩国、以色列，均在4%以上。

而GII指数排名前25名中，中国是人均GDP最低的国家，去年底人均GDP为7925美元。

全球创新分化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各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出现了分化。

从PCT专利数据来看，大部分创新集中在西欧和北美等高收入经济体，其研发投入也超过该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中等收入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和南非等科研投入仍较小，与该经济体GD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并不一致。

只有中国明显地缩小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投入、产出上的差距。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以2013年统计，G20国家研发投入占世界研发支出份额的九成以上，是创新投入的主要动力。

这其中，中、美两国占比分别为28.1%、19.6%，欧盟整体占比19.1%，日本、德国、韩国占比分别为9.6%、5.7%、4.4%，这些国家是全球科研创新的核心动力，其科研投入占比超过或远超过对应GDP在全球经济的份额。

“创新需要有集聚效应。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因为研究人员要有较宽松的环境，容易找到同业交流，从而找到合作者或上、下游。此外，申请科研经费、开展实验、发表研究成果也要相对容易。”赵刚表示，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尚有短缺，研究人员用在非科研上的时间较多，科研经费层层申报，国内重要核心期刊是稀缺资源。

“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的科研投入与GDP占比状况与上述相反。

根据GII指数报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项特征是，通过政策改进创新环境，使得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如印度在ICT服务出口和创意产品出口上具有优势。此外，低收入经济体成功实现了持续缩小它们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不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组别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组别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创意产出方面的差距。

具体来看，估算显示2014年全球研发增长4.1%，商业研发增长为4.5%。而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研发支出2010年增长3.7%，2011年增长5.3%，2012年增长略微放缓至4.3%，2013年恢复增长至5.2%。

此外，高收入经济体的政府研发预算收紧也造成了增长放缓。2014年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如波兰、新西兰、比利时、以色列、韩国和西班牙能增加政府对研发的投入。

中国如何突破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创新上的差距，集中在高水平专利和产业化上。

以三方专利来看，根据OECD的统计，2013年，中国三方专利数量只有1897件，美国、日本的三方专利数量达到了1.42万、1.71万件，德国、韩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也有近5600件、2900件。三方专利指标统计在世界上最大的三个专利市场——美国、欧洲、日本三个地区的专利局共同申请的专利数量，由于申请费用高昂，三方专利族中的专利也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经济价值。

不过，中国在三方专利的数量远超过“金砖”国家，新增专利的增速也超过美欧日等经济体。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三方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由0.5%上升至3.6%，韩国三方专利数量比重也翻了一番，升至5.5%。

从创新成果转化的一个维度——知识产权使用费而言，在GII指数前25名的经济体中，中国是“逆差”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IMF数据，这25个经济体中，以2014年来看，中国知识产权逆差约219亿美元，仅低于新加坡、爱尔兰两国在知识产权上160亿美元、579亿美元的逆差。但新加坡、爱尔兰两国是国际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尤其爱尔兰税制极为优惠，Apple、Google等国际互联网巨头均在该国注册有子公司以完成国际结算，从而避税。

相比之下，美国知识产权领域顺差达880多亿美元，日本知识产权领域顺差也达160多亿美元，其下的英国、瑞典、瑞士逆差分别为86亿美元、53亿美元、40亿美元。

实际上，除了当前创新过于依赖有限几个国家带动全球研发的增长。即便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国家也只是将其研究预算的一部分用于基础研发，更侧重于应用型研发和发展。

赵刚表示，美国科研创新有曼哈顿模式和硅谷模式，曼哈顿模式开始于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以举国体制推动科研投入和创新。后起的硅谷模式则是以市场化利率、风险投资介入科研创新过程。中国“两弹一星”是举国体制的结晶，美国创新历程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也提出，充分发挥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作用，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造就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部分领域形成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产业。